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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贺卫方
关于法院名称的变与不变，似乎已成为一个很让人动感情甚至动肝火的问题。不过既然问题提出来了，不妨把其中的道理仔细地讨论一下，以便为立法提供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。
在接受《新京报》记者采访时，我说明建议修改的理由，只是强调了法院作为专门化的裁判机构不宜太过“平民化”，因为这个问题只是法院组织法修改中诸多问题中的一个，所以对于其他理由当时没有展开论述。这里想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。
先说修辞学上的道理。立法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语言必须严谨精确，至少不能有修辞学上的重大缺陷。我们看现行法院组织法的标题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”，短短14个字中“人民”两见，已经是硬伤了，而细查整部法律，其中只要提到法院以及人大、检察院等，从最高一直到基层，“人民”字样不断重复，一部仅有40个条文的法律，“人民”居然重复达155次！读来直如格律诗里重字连篇，冗赘繁琐，极而言之，说是对汉语的涂炭并不过分。
修辞也许只是次要的理由，再就产生的途径来说，按照我国宪法，法院本来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人大负责的。在人大会议期间，法院要向人大报告工作，代表们要对于法院工作报告进行审议和表决；人大闭会期间，常委会也采取种种措施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加以监督。这正是宪法中所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司法上的体现。法院之前是否冠以“人民”，与我们的国体性质无关。如果照反对者的逻辑，不加“人民”就改变了机构的性质，那么国务院为什么不叫“人民国务院”？中央电视台没有遵循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”的先例叫“中央人民电视台”是不是对人民的背叛？这种望文生义的思维方式又是何等简单！
说到国务院，正好可以回顾一下历史。在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的时候，高层对于把“中央人民政府”改为“国务院”也是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的。根据当时的记录，黄炎培对于改名就很有些不解，他认为“人民”二字很亲切。但是，刘少奇、邓小平却发表了不同的看法。刘少奇说：“人民看的是我们把事情办得好不好？好了，就高呼万岁！不好，就反对。而且不仅反对，还要推翻。人民和政府亲切与否，倒不在乎政府名称上有无‘人民’两字。”最后，毛泽东还诚恳地劝说何香凝接受这一名称上的改变（参看韩大元：《1954宪法与新中国宪政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）。可见，在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那里，国家机关是否冠以“人民”字样，是没有那么多的一言以兴邦或一言以丧邦的夸大效果的。既然国号中已经有了“人民”，又有最高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，以下的机构是否冠以“人民”，则主要是一个修辞上的便宜和准确与否的问题。
再说，人民这个概念一向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。在我国，阶级斗争的时代赋予“人民”以特殊的含义，它与“敌人”相对应，“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”之分正是这两个概念的经典表达。法院之所以叫“人民法院”，无非是强调它要对两类不同性质的案件分别对待。对人民，要和颜悦色，调解为主；对敌人，就要坚决斗争，无情打击。什么司法中立，什么程序正义，什么三机关相互制约，统统弃之如敝屣。可是，到了今天，我们的社会还分阶级么？在一个不再有对立阶级的社会中，法院要保证所有公民甚至外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，而要做到这一点，法院就必须恪守中立。不仅如此，行政诉讼法更要求法院在审理通俗说法所谓“民告官”的案件中不偏不倚，既不是站在“官”的立场上，也不是站在“民”的立场上。如果法院承担的是这样的角色，继续把“人民”冠在前面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其实，古人早就知道“名为实之宾”的道理；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，最重要的标志是建立各种制度让人民能够参与到国家管理的过程中，制定各种法律政策保障人权，而不是把人民这个名号挂在嘴边上炫耀。“纳粹”这个音译词现在读来已经等同于邪恶和残暴，不少人忘记了它在德语里的意义是多么美好——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”！
总之，在司法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复杂的今天，法院走向专业化、法官选任走向精英化以及法院角色走向中立化都是必然趋势。不如此，司法将不足以成为共和国大厦的梁柱。大厦将倾，每一个人的安全都无从说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