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
文/长江商报记者 刘虎
春节前，贵州王祖烧坊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超伟拿到报表：电商渠道加上线下渠道，王祖烧坊酒年末卖了70吨。这款宣称“王茅第九代传承人躬身打造”的酒在酒仙网上出售数月，已有点小红，不少顾客多次购买。
“王茅”是60多年前合并成为国营茅台酒厂的三家烧坊之一，另两家是“赖茅”和“华茅”。三家中，酿酒历史长的有150年左右，短的也有近80年。因此，其传人酿酒，容易引起关注和认同，成为产品的重要卖点。
长江商报记者赴贵州9天实地调查发现，“赖茅”、“王茅”、“华茅”三家创始者的后人中均有人继承祖业，做酒谋生。正因如此，他们与茅台集团也是纷争不休，有的更是已成为茅台集团强有力的对手。
从贩盐巨富、鸦片商转为开烧坊
“三茅”创业史
茅台镇原为茅台村，因建村于赤水河畔台地上，古时茅草遍地，故名“茅台”。自清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贵州总督张广泗疏浚赤水河航道，川盐入黔至此起驳，号称“仁岸”。至此人口剧增，成为黔北四大集镇之一，始盛于世。清代曾更名为“益镇”。1930年民国政府置“茅台镇”，解放后1953年成为仁怀县政府所在地，1967年因办公楼失火被烧毁，县政府迁往中枢镇。
经济发达和交通方便，成为茅台镇酿酒多的重要原因。而“三茅”能够成为其中的佼佼者，绝非偶然。
在茅台镇酿酒的，首先是贵州首富华联辉。根据《茅台酒厂志》、《仁怀县志》等官方资料的记载，华联辉原籍江西临川，始祖于康熙年间来贵州经商，几代人都以贩盐为业，并以此发家致富。他家酿酒，原因有些偶然。
1862年，华联辉的祖母彭氏闲谈中说起年轻时路过茅台曾喝过一种好酒。华联辉到茅台时，一场战乱方过，到处残垣断壁，原先的酒坊也夷为平地。华联辉便找到昔日酒师，重建起作坊“成义烧坊”，果酿出如祖母当年所饮之酒。于是继续酿造，作为家庭饮用或馈赠亲友。起初规模不大，仅两个窖坑，年产1750公斤，酒名叫“回沙茅酒”，喝不完的在茅台和贵阳的盐号代销。其子华之鸿接办之初，仍作为附带业务经营。直到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后，才引起重视，年产量扩大到8500—9000公斤。
1879年，仁怀县大地主石荣霄、孙全太和“王天和”盐号老板王立夫合股开设“荣太和烧坊”，因取石、孙两人名字及“王天和”店名的各一字定名。后孙收回投资，“荣太和烧坊”遂更名为“荣和烧坊”。几年后，另一股东王立夫病死，其子王和星虽有股权，但烧房实际已落入石荣霄手中。石荣霄原本姓王，后为石家养子，王立夫死后，石乃复为王姓，到石荣霄的长孙王少章时，烧房已为王家独揽。1930年前后，孙全太的后人孙明远在军阀部队任职，借股权问题制造纠纷，要求清算历年账目。是时王少章已死，由其弟王泽生接办，王泽生知孙明远难以对付，送去茅酒一千瓶了事。以后，王泽生又仗势迫使王立夫的后人“自愿”退出，把烧坊据为己有。1949年，王泽生死，“荣和烧坊”由他的儿子王秉乾继续经营，窖坑由两个增加到四个，酒的产量也由1000—1500公斤增加到3500—4000公斤，后来又增加两个大窖，生产能力达12000多公斤，但由于管理落后，常年产量不足一半。
1929年，贵阳人周秉衡于茅台开办“恒兴烧坊”的前身“衡昌烧坊”。周原在贵阳与贾文钦合伙开设“天福公”商号经营鸦片，后因风险太大，转向经营茅台酒。周一开始就修建了17个大窖，经过两年的筹备和基建才正式投产，但投产不久，“天福公”破产，把酒坊的流动资金挪用去还债，被迫解雇了20多人，只留下酒师和一个帮工勉强维持生产。到1938年，周秉衡与民族资本家赖永初合伙集资8万元，周以酒厂作价入股。赖积极抓酒坊实权，周之子外派运销货物时吃喝嫖赌，亏空两万多银元。赖提出归还欠款，周只好把烧坊卖给赖永初，赖补给周七千银元。赖接手后更名为“恒兴烧坊”，并扩大经营，购进12匹骡马作为推磨之用，工人增至40余人，最高时达60多人。到1947年，年产酒量提高到32500公斤左右。同时赖永初利用“恒兴”总号招牌搞地下钱庄吸收存款，转而做茶叶、桐油、黄金、棉纱生意，并利用在外地所设商号扩大酒的销路。抗日战争胜利前后，赖永初已跻身政界，当上了贵阳市参议员，兼任贵州省银行、重庆大川银行经理等职务。
三家私营酒厂的老板，华问渠、赖永初住贵阳市，不轻易到厂，王泽生虽住城里，亦少过问厂务，他们都是依靠经理总揽其事。经理和会计都是老板的心腹。他们之间还互相制约，彼此都可以向老板打报告，控制是相当严格的。账务也比较健全，除年终分红外，平时要乱搞不行。
在互相倾轧和官府敲诈中生存
“三茅”斗争史
在“衡昌烧坊”未开设前，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两家产量不高，在原材料购进和产品销售方面也没有大的利害矛盾。创建“衡昌烧坊”后，就发生了接连不断的互相倾轧事件。“衡昌”在厂房前的台阶占用了一条无人行走的小路，被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的老板唆使茅台镇区长罚了200元大洋，还请了几桌酒席赔礼。“衡昌”建成投产，因请了“成义”的酒师指导生产，“成义”的老板又上告区公所，把酒师扣押，强迫立下今后与“衡昌”断绝往来的印结。对“衡昌”产的酒，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两家又以粗制滥造影响茅台酒名誉为借口，阻止其在茅台镇销售，“衡昌”被迫把酒运到外地销售。
“衡昌”在茅台站住脚后则进行反击。在原材料采购上，有三家商定的统一规格和价格协议，但“衡昌”却抬价抢购，囤积原材料，迫使“成义”减产或到外地收购，增加成本。1942年，“成义烧坊”到四川大渡口等地收购小麦制曲，“恒兴”也前往争购，致使“成义”在收购中遇到很大困难，弄得“成义”的经理薛相臣只好向二郎滩盐号借贷。“荣和”虽也有竞争力，但因生产规模小，老板又是当地的大地主，可以强制佃户将所收的高粱、小麦全部抵作地租，在竞争中没有困难。
此外，“荣和”与“成义”两家，为了争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奖状和奖章，长期争斗，一直争到1918年由时贵州省长刘显世作出裁决，由两家烧坊共同享有才算了结。
茅台酒在当地官吏和土豪眼中由此成为一块肥肉，华问渠、赖永初等虽亦官亦商，终是“强龙压不过地头蛇”，两家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，对官吏曲意逢迎，殷勤接待。当时的省政府和县政府官员常来敲榨勒索，不仅吃、喝、抽鸦片都由酒厂供应，临走还要拿酒，甚至打牌输的钱也要由酒厂代“垫”。
烧坊经常是采取送钱、送礼、请客等方式广泛结交贿赂官员，以减少麻烦。逢年过节，两家烧坊除送酒给有关的大大小小官员、地方豪绅，帮会地痞流氓外，还要大摆筵席宴请他们。并且有些与酒坊关系不大的小官吏，在酒厂照顾不到情况下，还主动上门赊酒揩油。“荣和”酒厂老板是当地大地主，这些麻烦相比较要少些。
那一时期，茅台酒发展缓慢，还有三个原因：一是当地政府碰上旱涝灾害，粮食减产，米珠薪桂，为了民食，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，禁令森严，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，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。禁期有时长达一年，厂里职工虽无活可干，但工资照发，禁期越长，厂方的亏损越大。二是受原料的限制。酿造茅台酒主要原料是高粱小麦。生产一斤酒需用五斤粮，那时当地的绝大多数农民不习惯种高粱和小麦，山地以种玉米为主。因此，原料供不应求，只有荣和、成义两家酒厂各方拼凑，还能勉强维持，自恒兴开业后，所需原料多，造成市场紧张，争相竟购，时生龃龉。三是火灾为害。三家酒厂均无消防设备，酒是易燃物，一旦发生火警，必然成灾。1944年成义酒厂因烘衣不慎着火，厂房被烧，地面所有建筑，付之一炬，只剩下十多个窖坑。1945年，街民失火，延烧一条街，荣和酒厂虽是单独院落，亦被波及，烧得精光，损失惨重，直到一九四七年冬才复原。
据统计，三家酒厂的年产量，合计不超过十二万斤(约六十吨)。“恒兴”产量最多，其次算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，在两万斤上下。论酒的质量，“成义”、“荣和”两家由于开办时间长，酒存放期也久，质量较优。“恒兴”建厂晚，但该厂颇重信誉，出产的“赖茅”酒的质量虽比华、王两家差点，但在逐年提高。
成义酒大宗在贵阳、遵义两市销售。荣和酒除就地销售外，以一部分委托重庆市稻香村代销。恒兴酒厂不但运销国内各大商埠，还有部分销往香港，打入国际市场。三家酒厂在产地的批发价一致。1949年每瓶一斤装的卖银币一元，当时不算紧俏商品，由于吃得起的人少，产大于销，年终尚有积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