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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汤瑜
出处：民主与法制时报
1月13日晚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陈锦川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与100余名法学院师生畅谈知识产权法院的责任和使命，揭开了中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的神秘面纱。
2014年11月6日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，这标志着十八届三中全会、四中全会部署的司法体制改革迈出重要一步，跨区域管辖、法官员额制、主审法官责任制等新构想在试点知识产权法院中落实。
陈锦川表示，目前法院需要更多专业技术人才，法官员额制下的法官与案件数量的巨大差异也给法官们提出了挑战。
问题一：审理专利案件对法官是挑战
目前，知识产权法院大量案件是技术案件，但是法官绝大部分是学法律出身，陈锦川表示，这就需要从有技术背景的学生中录取法官，一名具有计算机博士学位背景的法官在审理专利案件时，碰到生物或者医药方面的专利案件就可能一窍不通，但审理这些技术案件，必须查明技术事实，有人认为可以咨询技术专家来审理案子，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常态化。
在陈锦川看来，如果每次案件涉及技术问题都找专家，然后专家拿出对案子的意见，容易形成法官对专家的依赖，专家可以左右判决，这本身就是案件审理中咨询专家带来的问题。
另外，诉讼法采用诉讼辅助人，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可以聘请技术专家向法院说明技术问题，这是重要的方式，但经常是双方专家各说各话，这时同样需要法官作出判断，最后需要做技术鉴定。
“但很多技术问题也没办法做技术鉴定，只能翻词典做鉴定，并且鉴定成本甚至高达八九万，当事人承受不起，而且时间拖延较长，法官自己要把技术问题搞明白，这难度很大。”陈锦川说，审理专利案件对法官是巨大挑战，法院很难培养出专门审理技术类案件的法官，很多法官不愿意触碰这类问题。
问题二：如何避免依赖技术调查官
针对这个问题，陈锦川介绍说，目前提出了借鉴台湾和日本的技术调查官，也就是说专利审查员来到法院，向法官提出对技术问题的意见，最后法官作出判断。但技术调查官在台湾争议也大，提交意见不让当事人质证，而且最大争议是，法官被技术调查官绑架，提交技术意见就采纳，这意味着一个案子最终结果由技术调查官决定，这叫路径依赖。法官把权力交给了技术调查官，如何确保技术调查官中立客观、法官权力行使也在探索中。
2014年12月31日，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的意见。“司法改革非常重要内容是实行法官员额制，这个制度不仅仅符合司法归类，最重要目标是使法官专业化和精英化。改革审判委员会，废除院长庭长对案子的审批，前提是法官有能力独立面对工作要求，避免依赖技术调查官。”陈锦川强调。
问题三：法院人才流失问题严重
知识产权法院是按司法改革的模式建立，但面对旧体制，碰撞似乎避免不了。
“院长说要办案常态化，在周二、周三、周四开庭审理案子，但是做不到，因为每天都会接到各方面的上级通知去开会，不参加不行，这就是冲突和挑战。”陈锦川说。
按照法官员额制，目前知识产权法院的主审法官是20名至30名。案件压力巨大，为什么知识产权法院设立时法官员额这么少？
陈锦川表示，这是根据前些年的案件数设立的，去年北京三个中级法院接到4000多件知识产权案件，按上级要求，一个法官团队一年要办150件案子，30多名法官正好解决4000多件案子，但想不到去年一年案件猛增。
他补充说，现在案件量逐渐增加，考虑到这个问题，北京高院今年不考核北京知识产权法院。
不仅如此，一直以来法院人才流失问题严重，陈锦川介绍说，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很多法官都去了检察院，虽然待遇差不多，但在法院工作压力比检察院大很多，跟付出的差距很大。
目前，从事知识产权审理的法官非常抢手，有一些法官纷纷被公司挖走成为法律顾问，工资也相应翻了很多倍。
对此，陈锦川表示，司法改革很重要的一项是提高法官的待遇，但北京不是司法改革的试点单位，所以在提出给知识产权法院法官薪酬提高时就遇到很多难处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法官坚守岗位还需要理想。
问题四：为什么不能“三审合一”
此外，知识产权法院对民事、行政案件统一管辖，为什么不能“三审合一”？
陈锦川解释说：“这背后因素非常复杂，因为三审合一在很多地方法院都进行了多年探索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法院系统推广开来。”
“我长期从事知识产权的民事和行政审判，也曾经去北京海淀法院调研，调研中发现有时海淀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，搞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的法官思维非常不同，而且刑事案件不仅仅是法院的事，需要公检法三部门配合，所以要把民事、行政、刑事案件三审合一，调整起来难度非常大。”陈锦川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