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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陈军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
曾经的品牌加盟伙伴，缘何合作到期后对簿公堂，相爱相杀都是品牌惹得祸。
A公司是日本东陶公司TOTO卫浴产品安徽地区多年指定销售商，B公司是A公司在安徽宁国地区发展的TOTO卫浴产品指定销售商。两家公司相互合作也有多年，后因B公司存在违约行为，合作终止。此后不久，A公司在当地发展C公司为新的销售商。
事已至此，A、B两公司本可好聚好散，但天不遂A公司之意，让A公司头疼的事紧随而至。
B公司在合作终止后，却仍将“TOTO”字母突出使用于门头之上，同时对外宣称其为TOTO卫浴宁国专卖店。就此行为，TOTO总部东陶公司向B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停止侵权，但后者收函后置之不理。东陶公司后向当地市场监管局投诉B公司商标侵权，迫于行政压力，B公司在收到市场监管局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后，将门头变更为“经销TOTO”了事，对此更正后状态，市场监管局认为合法，不再予以追究。
此时，新销售商C公司不干了，自己不仅向A公司交纳了加盟保证金，还在当地付费宣传TOTO品牌，而B公司却恶意搭便车，在门头上借用TOTO标识将消费者引流至门店内盈利。
事情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说，解决方案很简哈，东陶公司作为TOTO商标权利人，或对市场监管局不认为商标侵权的定性提起行政诉讼；或直接将B公司起诉到法院，主张其商标侵权，要求其拆除门头TOTO标识。
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否则也不会成形此文了哈。本案特殊性恰恰在于，东陶公司因个中原因不便提起行政或民事诉讼。
这可苦了A公司，其虽为安徽地区指定销售商，但根据其与东陶公司的约定，其无法以已名义提起商标侵权之诉。此时，新销售商C公司几乎一天几个电话，催着A公司，要求立即解决B公司的事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此时，笔者介入本起纠纷，A、C两公司受到损失客观存在；B公司搭便车的行为也存在；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很明显。鉴于此，我们提议，即便A、C公司手里没有商标权，两公司也可以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。经过多交商讨，我们最终将A、C两公司作为原告，B公司作为被告，以不正当竞争为由，要求B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并向两原告作出赔偿。
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不久，以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审理了本案，庭审视频在中国法院网上还能找到，整个庭审，我方紧紧围绕对方恶意搭便车的事实，该行为有违诚信与商业道德，主张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，支持我方诉请。
案件庭审后不久，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结果于我方很是意外，判决驳回我方全部诉讼请求。仔细研读一审判决，我们发现，庭审中我方多次强调本案是不正当竞争纠纷，而非商标侵权纠纷的意见未能得到法官重视。判决驳回我方诉请的依据竟然为《商标法》四十八条，而对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二条避而不谈。
此时，A、C两公司非常被动，一方面，B公司拿到判决后嘚瑟得不行，放话二审我方也打不赢，同处一地的C公司处境甚是难堪；另一方面，于A公司而言，提起上诉后，二审若败诉，那目前安徽地区其他地市TOTO加盟商，合作到期后极有可能不再续约，此案负面示范效应影响太大。
恰在此时，我方认为神助攻的是，B公司拿到判决后，兴奋得将门头上“经销TOTO”变更回“TOTO”。此外，我方再次带着公证员前往对往B公司销售店铺，销售现场，大张旗鼓的在搞TOTO卫浴促销活动。更夸张的是，B公司销售人员向公证员声称其就是TOTO品牌宁国地区专卖店。这两个情节为后续二审案件扭转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。
上诉期间，还有一件插曲，A公司嫌打官司太慢，领着媒体记者向当地市场监管局反映B公司商标侵权，见到记者，市场监管局给予充分重视，当即责令B公司立即进行整改，B公司迫于压力，只得将门头变更为“国际卫浴名品汇 主营TOTO、×××”。当然，B公司也很执拗，在门头全部文字中，故意将“TOTO”以大几号字体方式突显。
案件二审上诉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后，我方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所存在错误，充分发表了意见。同时，我方请求高院充分重视一审判决后B公司从事的恶意混淆行为，这也充分体现其侵权主观恶意。庭审结束后，二审法官当庭给出改判的倾向性意见，B公司见此不妙，最终同意与我方进行调解，也即，同意立即拆除经营场所内外突出使用的“TOTO”标识。
故事说完，笔者要提醒品牌加盟行业经营者的是，品牌加盟合同中，务必明确要求加盟商在合同终止后，立即拆除全部品牌标识。回到本案中，若当时品牌加盟合同有此约定，A公司完全可以合同之诉要求B公司拆除TOTO标识，何须经历这惊心动魄的不正当竞争之诉。